潮州音樂作為潮汕地區(qū)民間器樂的一個樂種，包括潮州鑼鼓樂、潮州弦樂、潮州廟堂音樂、潮州笛套音樂等。潮州鑼鼓樂是廣泛流行于潮汕地區(qū)的民間吹打樂，包括潮州大鑼鼓、潮州小鑼鼓、潮州蘇鑼鼓和潮州花燈鑼鼓等。它是從唐代一種以擊鼓為主的鼓吹樂類繼承演變而來。潮州弦樂是潮汕民間最古老而又最普及的音樂品種，包括弦詩樂和細樂。弦詩樂以潮汕民間絲弦、彈撥樂器演奏古詩譜而得名，最具代表性的樂曲是《月兒高》、《昭君怨》、《寒鴉戲水》、《小桃花》、《平沙落雁》、《黃鵬詞》、《錦上添花》、《大八板》、《玉連環(huán)》、《鳳求凰》等，俗稱“潮樂十大套”。潮州細樂是以三弦、琵琶、箏為主奏的組合演奏，有時也伴以椰胡、竹笛、洞蕭等。傳統(tǒng)細樂有硬、軟套之分。潮州的廟堂音樂，屬寺院、善堂法事頌佛拜懺所唱奏的音樂，分為“禪和腔”和“香花板”。潮州笛套音樂是指一種流行于潮陽棉城的以大橫笛為主奏的鑼鼓樂。

    　潮州音樂有“輕六”、“重六”、“活五”、“反線”和“輕三重六”等五種不同的“調”，其名稱是來自古老的“二四譜'，這些”調“的差異是由于演奏時按弦的輕與重所產生近于半音升降而形成的不同調式、調性變化。

   　 潮州音樂根植于潮州方言區(qū)，流行于粵東、閩南以及上海、臺灣、港澳遠及東南亞等地僑區(qū)，源遠流長。由于歷代中原漢民族多次南徙，中原音樂文化也隨著不斷的傳播入潮，在與潮汕百越先民音樂文化相互滲透和融合中，形成潮州地區(qū)音樂文化的遠古源流。

   　 潮州音樂先后承受了唐宋的燕樂、法樂的熏陶，也受宋元的南戲(弋陽、昆腔等)，明清的正字、潮音、西秦、漢劇等多種劇種音樂的影響。早于晉代潮陽縣西建有西巖寺，到了唐開元年間(713-741年)，潮州就興建開元寺，唐德宗李適貞元四年(788年)潮陽建靈山寺(建于唐貞元七年)，其后潮汕各地先后又建了不少寺院，宗教文化藝術也隨之傳播入潮，潮州和潮陽這兩大寺院更成為當時法樂和佛曲的最大集散地。

  　  唐代不少朝官被貶謫來潮，也帶來了不少的中原文化藝術。據明代廖用賢《尚友錄》卷四記載：隋朝協律郎(最高音樂官)陳政(河南人)晚年，于唐初入閩墾殖，其子陳元光精通音律，任過漳州鎮(zhèn)撫(管轄潮、泉)，素以“樂、武治化”潮、泉二州著稱。陳曾詠：“奏蕭吹引鳳，鄒律奏生春，縹纖歌遏，婆裟妙舞神”，可見當時宴樂歌舞之盛。唐憲宗元和年間(806-820年)，韓愈被貶來潮，酷愛音樂，其侄孫韓湘又精通音律，他們對潮州文化影響很大。韓愈在《韓昌黎文集》中記敘當時的禮樂“吹擊管鼓，侑香潔也”，可見盛況。

 　   宋室南渡之后，中原的衣冠、文物、音樂和民俗等大量集萃于潮汕，這時期潮州就出現祭孔的“大成樂”。據饒宗頤先生在海外搜集到的《永樂大典》和《三陽志》中記述，嘉定十四年(1221年)重修宣圣廟大成殿，祭孔典禮中演奏大成樂，所用樂器有編鐘、編磐16枚，琴自一弦至九弦10張，笙、瑟、鳳蕭等。初由士子“執(zhí)器登歌”，至淳熙年間(1174-1189年)，由民間樂工演奏。

  　  南宋末年，宋帝丙南逃，宋室左藏朝儀大夫吳丙隨文天祥率勤元之師抵潮。吳丙是宮廷樂宮，帶來了樂工、歌伎、禮樂。后來在潮陽安居落戶。明代江西提學李齡(潮陽棉城人)告老回鄉(xiāng)于潮陽修建學宮，傳播宮廷音樂;其后任廣西付使的陳惇臨帶回宮廷賜與的一班樂師歌伎。故潮陽素以笙、蕭、管、笛為主器的“笛套音樂”聞名。

   　 明清時期，潮汕地區(qū)的竹樂、鼓吹樂都有過發(fā)展，鄉(xiāng)鎮(zhèn)普遍有半職業(yè)性的“吹首館”、“八音館”等民間樂社組織，清末潮汕享有盛名的揭陽《拍雞》、潮陽的《得勝令》，都是各地具有代表性的演奏曲目。明代以來，戲曲南傳，對民間器樂發(fā)展的影響較大，尤其是正音戲有著南戲一套深厚打擊樂傳統(tǒng)技法和豐富完整的曲牌音樂。潮州大鑼鼓的《拋網捕魚》原正是脫胎于正字戲的《二度梅》的音樂鑼鼓伴樂;大鑼鼓《秦瓊倒銅旗》也是與西秦戲傳奇武打和白字戲鑼鼓伴樂有血緣關系;潮州大鑼鼓《天官賜福》也是脫胎于外江折子戲的鑼鼓音樂;潮陽笛套蘇鑼鼓《燈樓》也是源自外江戲(漢劇)打擊樂。當時的廣東漢樂流行潮汕上層社會，稱為“儒樂”、“國樂”。潮樂名師眾多，較有影響的有：洪沛臣、王澤如、鄭映梅、李嘉聽、饒淑樞、魏松庵等。到了清代后期，潮汕樂社林立，較出名的有汕頭的“公益社”、“以成社”;澄海的“詠懷天”、“陽春幽處”;普寧的“釣天”;庵埠的“詠霓裳”、“庵江”;潮州的“友聲”、“揚風”、“亦融”;揭陽的“榕江”、“普南軒”、“雅南軒”等，作為民間樂種已有成熟發(fā)展。